二零二二一一，过安检直接登机
七点不到，扫码[1]进了浦东机场，看着的人用手扒拉了一下我的屏幕，估计是防止造假。
值机柜台前已经排了一些人了，不是我见过最长的队伍。排队的时候，有个工作人员来问我有没有日本这边要求的防疫文件，3针疫苗证明或者是医院开具的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。上次出去的时候特意跑到医院门口的大棚做了，并且获得了纸质的证明，但是这次我想着随申码也有，就没做。想到从广州回上海的时候，上海的随申码还没下来，我就出示了深圳的码，获得了认可。（认可放在这里好讽刺）但是这次，我发现自己没有纸质的证明——它们有一种实在的正当性。或许电子的东西，造假太方便了。除非是“官方认证的”。但是电子的官方是平面的，所有人都可以触及的，不像纸头，你不知道有的地方造出来的纸长什么样。有时候想我有图像处理能力、算是一种现代魔法。荧屏的图像世界，人们意识到或者不意识到地被迁住在里面了。
排到自己，开始办理登机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很久。机票我订的是最便宜的，但是没有行李额度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我加购了40kg的行李，然后出去理箱子的时候就放心地往里面塞书。但是这次又获得了新的知识——单个行李不能超过32kg，否则搬运的人是拒绝收下的。工作人员让我整理完了直接回去，于是我跑到边上，整理箱子。
一回头，和我进来时候差不多的队列只剩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在等待了。她穿香槟色竖纹打底上衣，碎花的阔腿裤，肩膀左右的奶咖色头发薄薄的样子，像是日本年轻女性的打扮。之前的值机柜台是两个年轻男女在办手续，男子着墨绿卫衣、灰色卫裤；墨镜架在脑后，“机能”黑色运动鞋有着宽宽的梯形中底。女孩子全身黑色，中长的“机能”外套下面是leggings。他们的外交官随身行李箱因为方正的外形被拒绝带上飞机。男性试图理论后无果，就把箱子托运了。
在我重新交付行李的时候，听到隔壁工作人员对先前的那个女孩子说，你的“座位你已经预定好了”——想到自己通过app看行程是没法预定座位的，或许她是因为事先做好准备才会这么晚来办理值机。
结束的时候，已经八点五刻了，想着自己十点的飞机，距离可以登机还有40分钟，不知道海关要多久……有点紧张地小跑起来。大厅前狭长的通道已经有一些人堵着，发现要填写一个海关的健康码申报，看着事先知道的人在现场填写的人群中钻过去，我好奇ta们是怎么知道的。
进入中国海关大厅，各色人等拥着准备进入审判的队列。西装革履的商务中年男团、推着婴儿车的小夫妇、拿着菜市场礼品袋的阿婆……近两年前，进了大厅，可以一眼看到少数开放的柜台里端坐的海关人员，出行的人好像是贪吃蛇开局没多久早期阶段中的一个个小点。——那么现在的贪吃蛇已经是画面肿胀、病入膏肓的晚期了。
时间来到了9半点，队伍却不怎么移动。我想着在九点的时候，分拣队伍末端的人问有没有九点半航班的人，就叫住他，说自己的飞机是十点的。排在我前面的，就是之前值机柜台前遇到的女性，她还有另一个沉默笔挺的日本人也应声都出示了自己的机票。就在工作人员要把我们送上柜前的等待位置时，最前面的东北大哥横眉抗议道，自己也是十点的航班，不能如此安排。”把后面的人送上去之前你怎么不问问前面的人呢？！”
仿佛这个厅被慢烤着，偶有哔啵作响而迅速被金属片闷下去。
当下同温层的我和女孩子交谈起来。猜测对方职业的时候，我脱口而出「プログラマー？(程序员？)」「后端？」她口罩上的眼睛有些惊讶的笑意，我解释想到了另一个在日本自己认识的朋友。两人气质不尽相同，共同点仅仅是娇小、出身上海。然而这并不是我判断的依据。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联系，只能说“很神奇……”
进入海关柜台前的短列，我知道为什么队列如此蠕动了。被择下来的每个人被问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。我听到隔壁列的男子那边的声音——“……电气工程……”“……因为我俄语好，交易起来沟通比较方便……”在我前面的女孩子说起自己的去日目的、时长等等个人经历。到了我，看着我的文件，工作人员问，
定居在日本吗
出去干什么
什么时候到日本的
要去多久
大学叫什么名字
学什么
……
过安检的时候，排在我后面的北方口音的男性大声抱怨起来，“现在上海海关也太严了，怎么这么多问题！”“太麻烦了！”“之前从来都没有这样的！”我问他最近有没有从别的地方出去，只有上海这么严？他说自己从哈尔滨、深圳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走过很多次，都没有这样——但是也并不是新近的事情了。
安检也不出意外地“细致”——电子产品要求分开放在框里，高帮鞋子要脱下一并进入缓慢移动、反复吞吐的履带。身上所有位置都要接受安检棒相隔10厘米左右的反复拍打……我的背包里两个笔袋在归还到我手里的时候像是《鬼子来了》的最后一幕，横躺在平面上，看着自己的body毫无生机地散落在不远处。
进了机场，我直奔登机口，年轻男子的墨镜还挂着，但是头发已经乱了，像是冒着热气的大虾头上的须须头。
Notes
[1]回到日本进商场，我看到入口处有个垂直于地面的东西，下意识地想掏手机。
其实是消毒液。